雨中杂谈

雨天杂谈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物，不论他是位高权重还是一介布衣，是璀璨珠宝还是粗糙石头，最好以平常心平静地去看待与他相关联的一切，否则你看到的东西要么是仰视得来的，要么是俯视得来的，无论你的位置或高或低，你所看到的都会偏离正常的画面而产生畸变。
 
水晶棺似乎是共产党发明的专利，从列宁到胡志明，从胡志明到金日成，从金日成再到毛泽东，这些开国之人都享有这种死后的特殊待遇。对于水晶棺工艺流程我并不关心，但对于水晶棺中不腐之身却有着强烈地好奇之心。从郭大龙先生的《素棺》中我们大概可以窥得一二，那就是人死之后要解剖，把五脏六腑都得取出来，差不多只留肌肉与骨头，然后得经过消毒与药水浸泡处理，最后才能放入真空的水晶棺中。其实我们看到躺在水晶棺里栩栩如生的毛泽东只是具没心没肺的尸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现实意义的幽默，一代开国之人，最后居然变得没心没肺。然而，这也正生动地给争权夺势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现实黑暗的政治做了一个最为贴切的写照；水晶棺中的毛泽东——没心没肺，它似乎象征性暗示了政治的无情与黑暗。
 
更有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与众多倡导丧葬改革的人士在怀仁堂签名提倡火葬，然而二十年后，他却若无其事地躺在了水晶棺中。无论做何种解释，都与倡导优秀文化扯在一起有点牵强，往严重一点说是对优秀文化的破坏。如果说最终存尸于水晶棺是毛泽东自己最后的决定，那么说明他是个言行不一的人，如果我们用《三国》口衔天宪的曹操 “我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你们就不行”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我只能无话可说；如果说最终存尸于水晶棺是组织的决定，那么这就显然是对于死者的不够尊重，是对毛泽东遗言的背叛，如果组织定要大而化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为存尸水晶棺找理由，那么同样我也只能无话可说。
 
而这种说得好听是为了“国家利益”，说得不好听是“强奸人意”的做法现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每年民不知晓不动声色地去北京开两会的“人民代表”却是典型的例子，还有玩过场的行也不行、不行也行的大小听证会，还有由上级领导钦定的所谓的村民选举，还有各种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还有每天七点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联播，还有尸位素餐的不代表工人利益的行业工会，还有数不胜数的约民法律，还有------这些无一不是把毛泽东送入水晶棺式做法的延续，这种延续——延续了阶级社会的不平等、不尊重人权和人意，这种“不尊重”的病毒深藏于传统文化大脑的细胞当中，它随时候都可以威胁到任何人，小到一介草民，大到伟大的毛泽东也不能幸免。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会打仗，毛泽东的渺小在于热衷权力。个人觉得，他留给中国的遗产，除了水晶棺之外似乎很少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主席终身制，如果毛岸英不那么早夭折，说不定中国是朝鲜的榜样——世袭制，在民主宪政的道上迈不开步子，对女人没有周恩来的专情，一生值得后世有用的标榜并不多。你看他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私心，你看他对那么多老同志的下手无情，你看他老死任上对权位的贪恋。说心里话，他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好像说的是他自己，因为最终别人都倒下了，唯独他自己寿终正寝。
 
很多人都把毛泽东的功过七三分，其实是一种对权贵献媚的说法。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宁可苛刻些，少些宽容，因为他们的过失往往会给很多人带来灭顶之灾，所以我们需格外小心些，而对于他们的过错，我们必须时时抓住。只有这样，才让他们知道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犯下的错误；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吸引教训，不轻易地去犯错。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文化底蕴最多，同时它的包袱也最多。有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文化的优劣不是通过强调就能见分晓的。一块土地的好与坏，它不是我们嘴巴上说了算的，一种庄稼就知道了。无论是西化还是中化，文化本身只是块土地，什么庄稼适合在哪里种，庄稼比谁都清楚；种罂粟的地方不一定适合种玫瑰，适合种玫瑰的地方也不见得就能种罂粟；如果定要违反自然规律，桔变成枳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没必要拿曾经的辉煌来掩饰现在的落后，就像一个乞丐说他爷爷的爷爷是宰相一样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唯一有点积极意义的是承认自己是乞丐，然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有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一种勇于面对的精神。因为不敢面对，有时候我们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这样不思悔改使很多机会错过了，不落后才怪。
 
唐代有个故事，那是唐太宗为了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感情，就叫阎立本为他的二十四位功臣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可是后来，这二十四位功臣当中一位叫侯君集的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的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差不多的故事近代也有一个，可是我们的做法却不是唐太宗的“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现在藏于北京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这幅画经历过两次劫难：1952年底画家董希文奉中央美术院的命令制作此画，耗时两月于1953年完成。1955年高饶事件后，董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高岗走了不同路线）删除，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为第一次修改；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又奉命将刘少奇（刘少奇走了不同路线）删除，原位以董必武填补，为第二次修改；1979年，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画家阎振铎、叶武林受命另外复制了此画遭修改前的原始版本。
 
在一个诡诞的年代，一幅画也因为染上了政治色彩变得多灾多难。这使我想起了爱因斯坦那个可爱的老头对他的相对论的解释：他说当他成功了，德国人说他是德国人，法国人说他不是德国人是犹太人，因为法国人恨德国人；而当他失败了，法国人说他是德国人不是犹太人，德国人却说他不是德国人是犹太人，因为德国人恨犹太人。这就是现实的政治，为了利益枉顾事实的政治。
 
当然，我们也不必太消极。毛泽东说数英雄人物，具往矣；同样，这些让我们无法开颜的事情，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往矣”。想想德国领导人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地方下跪道歉，想想澳大利亚领导人李克文向丢失小孩的原著民说对不起，想想台湾总统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难家属赔不是，这些都是社会的进步。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说：“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他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对于历史的记忆，大多时候是有选择的，有的有意选择遗忘，有的选择刻意铭记，但我总认为对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的过错与罪行，我们是最应该铭记的，因为记住它，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走曾经走过的老路与弯路，我们也就会更多地享受一分幸福而非痛苦。

2012年5月24日，王修求写于湖南家中(雨天杂谈)